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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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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系,现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在经济分析中,用“看不见的手,内心的观众和体面生活”对抗反知反智的言行,重新磨练亚当·斯密传下来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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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救市?  

2008-11-04 10:17: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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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救市?
李华芳

for 《公民》杂志,是根据之前的几篇文章改写的。

华尔街次贷危机,全球金融风暴,沪市从6000多跌破1800点,房地产市场面临压力,长三角和珠三角一带的中小企业尤其是以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批倒闭,在这种内外交迫的情况下,中国应该救市吗?这是个问题。不过首先要区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国际层面,第二个层面是国内层面。

就国际而言的核心问题是,金融风暴导致美国经济下滑,中国要不要救美国?这里的考虑是如果不救,会有什么后果。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在就美国国会通过《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答记者问中的立场表明,中国目前是以一种利益相关者的态度来看待美国救市的。按照官方的说法,中国希望美国金融市场稳定,希望美国经济健康发展,这符合美国的利益,符合中国的利益,也有利于全球经济稳定健康发展。《财经》杂志的经济学家沈明高对央行做法表示担心,认为这有可能导致美国救市,中国埋单。因为中国购买美国政府国债,美国政府用国债置换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美国金融机构或其他投资者再利用资产置换增加的资金投资于中国,这相当于中国用流动性较好的优质资产,置换了流动性较差的美国国债。所以对于中国而言,尽管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但要避免成为冤大头。这一观点也就是说,美国救市是好事,但中国不一定要帮助美国进行救市。但问题恰在于,中国是否能够独善其身

事实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全球化使得中国很难独善其身。中国是美国第二大的债权国,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国国债余额到今年6月底已达5038亿美元,占全部余额的5.3%,比一年前高0.9个百分点。在所有外国投 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余额中,中国占19.4%。截至20087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余额又增加到了5187亿美元,仅次于日本的5934亿美元。美国政府救市并不是说美国政府有一笔钱可以直接拿出来,而是要向国外发行国债借钱来救市,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只存在两种选择,借还是不借?

不当冤大头的看法拥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意思是中国不应该继续持有或者至少不应该继续增持美国国债,而且外汇储备中应该减少美元储备。因为显而易见的,美国经济不景气就意味着美元不值钱,而美元不值钱意味着相关国债以及美元储备等都会贬值。反过来中国持有或增持就会遭遇巨大的风险。是以,中国不应该借钱给美国。不过,不借钱真的是一个好选择吗?大量的经济学研究着眼于推动帕累托改进或者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前者意味着全部人获益无人受损或者部分人获益其他人不受损,后者意味着部分人获益部分人受损但收益足以弥补损失。但经济学家们往往忘记提醒公众,这只是一个目标而非现实。在金融危机来临,市场崩溃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人人都输无人获利的情况。也就是说,在全球经济陷入恐慌的情况下,中国也可能成为受害者。因此,中国要平衡的是不借钱的情况下的损失和在目前条件下救助美国的收益。但归根结底,这其实不是一个实证计算的问题,而是一个维系市场信心的问题。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有能力帮助美国救市吗?面对国内股市大幅暴跌以及经济不景气的现状,自保尚且困难,何谈救市呢?也就是说,即便中国与世界休戚相关,但严峻的现实表明中国必须要面对自己的问题,至于拯救世界的任务中国是有心无力。不过,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中国经济的放缓对全世界而言也不是一件好事。隐含的意思就是中国做好自己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普遍的共识是经济危机将会对底层公民造成更大的损害,而精英和权贵从一开始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并且更有能力和机会规避危机造成的影响,因此底层承受的压力最大。不公平的压力会使底层使用各种弱者的武器进行抵抗,这将会造成极大的社会成本,并且影响经济增长。事实上,尽管经济增长放缓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这是为前三十年改革所忽略的成本埋单,例如不平等程度加深、贫富差距和城乡差别扩大、环境成本、社会保障欠缺等等。由于后顾之忧没有解决,底层消费者根本不敢消费,导致大规模的内需无法启动。如此一来,当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外贸动力衰竭时,内需方面的动力也没有启动,经济难免会不景气。在不平等程度加深的情况下,如果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意思就是整个饼将会越来越小,而分配又很不平等,对于底层公民的损害就会越来越大。

因此维持经济增长,不仅具有经济上的考虑,同样也具有政治上的考虑。而按照本杰明·弗里德曼在《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一书中的说法,经济增长甚至有道德上的考虑。在投资、外贸的边际收益日趋减少的情况下,把目光对准内需是一个必然的选择。问题在于要如何启动内需?内需一直是被反复强调但却迟迟无法启动的一块领域。但毫无疑问,中国下一轮的增长需要依靠内需方面的扩展。问题的关键是,启动内需的钥匙在哪里?三农问题困扰中国的决策者并非一日两日的事情了,新农村建设被寄予厚望。此次十七届三中全会放宽了对于农地使用权流转的限制,以及出台关于农村金融的试点,都意在扶持新农村建设,搞活农村市场,拉动农村消费。只是在农户的后顾之忧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要启动农村消费谈何容易。在目前的财政保障条件下,农户面临的困境是看不起病、养不起老、顾不了小,大量农户陷入了医保、养老和下一代教育构成的三角压力圈中。这意味着即便有多余的一点钱,农户也不会用于消费,而是将钱用于保障,在三角压力未减轻之前,农户会抑制消费。启动内需也就变得困难重重。

从政府财政开支的角度来看,这几年在医保、社保和义务教育方面也增加了投入,但是远远不够。而目前财政收入由于经济下行也面临下滑趋势。因此财政方面的支出如何更有效率,对中国经济而言非常关键。目前财政有意在出口方面提高出口退税率,在农业水利等方面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并且支持政府采购资金倾向于中小企业,但这些财政政策并非针对启动内需而去。在财政收入吃紧的情况下,削减行政方面的支出,将财政配置到更有效率的地方,或是一个更好的办法。事实上,既然已经意识到下一轮经济增长必须要启动内需,不如将财政支出更多向解决农户后顾之忧倾斜,释放农户的潜在需求。并且应该进一步放宽企业的投融资渠道,使得企业能扩大生产,满足农村释放的需求。如此一来,或能在未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而前面也已经说过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对于世界来说,也是一件幸事。

李华芳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思想库报告》主编,【读品】出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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