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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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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系,现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在经济分析中,用“看不见的手,内心的观众和体面生活”对抗反知反智的言行,重新磨练亚当·斯密传下来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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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病态公司开药方  

2008-03-18 09:57:00|  分类: 缓慢阅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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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病态公司开药方 

李华芳

刊于为病态公司开药方 - 李华芳 - 李华芳的博客 总第207期 出版日期:2008-03-17



为病态公司开药方 - 李华芳 - 李华芳的博客乔尔·巴肯(Joel Bakan)打开一本病历,在姓名一栏里写上“公司”两字,根据其临床诊断,“公司”患有漠视他人感受、人际关系不能持久、为自我利益而持续诈欺、罪恶感等心理疾病,主要是由于“唯利是图、剥削成性”,而且病情进一步恶化的话,将危及整个地球生态、人类健康和社会形态,并将导致它自身的崩溃。这是巴肯在《公司:对利润与权力的病态追求》一书中对公司的描述。

 

“唯利是图”和“剥削成性”指的是公司对于“利润”与“权力”的追求。巴肯引用了安德森与通用雪佛兰的著名案例来阐明“唯利是图”的危害。通过一项“关于车辆油料引燃火灾相关问题的价值分析”,通用认为不调整1979年出厂的雪佛兰Malibu款型轿车的油箱设计,引起潜在事故并进行赔偿,需要为每辆车支付赔偿金2.40美元。而要确保油箱安全进行改装的成本是每辆车8.59美元。通用选择了前者,导致了1993年圣诞夜帕特里夏·安德森及其孩子的惨剧。法院判定通用违法。安德森和她的孩子们因此获得了总共1.2亿美元的损害赔偿和强制赔偿金。唯利是图反而得不偿失。巴肯以此为据进而认为,营利性公司永远将其利益放在其他任何人的利益之上,因此公司会忽视环境保护、人身安全以及其他社会公益方面。

 

不过亚当·斯密说过:“我们每天吃到的面包并不归功于面包师傅的好心与善意,而是他对自己利益的关注。”从这个角度出发,私有化并让公司进入所有产业、公共服务领域,减少管制,才有更好的效率和公共效益。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进一步解释:如果企业的目标包括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而承担这些责任无助于其提高利润时,那么企业将会无效率。这将会使得企业面临关门大吉的处境,进而引发失业以及市场上将无法享受企业提供的产品及服务等,由此造成的社会损失恐怕要大于企业带来的“负外部性”。也就是说,即便“企业专注追求利润能带来好处,同时由于唯利是图会造成负外部性形成的损失”,也需要比较两者的大小,要求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是有效的做法。

 

但巴肯提醒我们必须反思一个问题,有效就一定值得追求吗?尤其是在有效与伦理价值目标相悖的时候。巴肯的这种反思与斯密晚年对市场经济导致道德败坏的忧心一脉相承,其指向的是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公司制度在法律与道德缺失的市场环境中会造成恶果,公司并不是按照教科书的指示来行动的。这意味着即便是对于有效的公司制度,也不能忘记“法律与道德”的约束。而公司有效性的辩护实际上可能助长了对“法律与道德”约束的忽视。这种忽视,按照巴肯的说法,将对我们最珍视的商业环境构成毁灭性的威胁。

 

从“法律与道德”双重缺失的视角来审视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就会发现巴肯对公司病态追求利润与权力的指责并非全无道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源于企业的“外部性”研究。按照罗纳德·科斯的观点,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受企业负外部性影响的相关利益方可以与企业自行缔结合约来解决外部性的问题。其重要的推论是,在真实世界中,交易费用不为零,因此需要依靠法律来界定事先的权利,明确各自的责任。

 

实际上,当下的企业理论已经考虑了“外部性内化”的问题。当然由于内部化有成本,公司及相关的利益集团会游说立法者制定相对有利的法律和游说监管机构放松相关的管制。这也是巴肯所谓的“追逐权力”,公司通过影响立法过程而获得自己的权力。巴肯写道:在约150年间,股份公司制就从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一跃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具支配力的经济组织形式。而今天,股份公司正通过它们以各种手段获得的权力统治着我们的生活。当然这并不是公司的全部,追逐权力或 “游说”并非唾手可得。当游说的边际收益与内部化的边际收益相当时,公司会处于一个均衡的位置。

 

在一个民主制度下,公司的游说行为受到各个方面的制衡,整个立法过程也是一个布坎南所说的政治市场,政治家作为理性人要追求选票,但选票并不是全都握在公司手里。“一人一票的公民民主”并不能被置换成“一股一票的金钱民主”,其前提依然是政治市场的道德与法律约束是行之有效的。不过巴肯在第四章“民主有限”和第五章“公司无限”中隐含的观点是,在当下金钱民主胜过公民民主,因此病态公司占据了大街小巷,充斥了生活的各个角落。这不仅是因为公司所处的市场缺乏法律与道德的约束,而且也由于政治市场同样缺乏相应的约束。

 

可能是巴肯的法学教授身份使得他在此书最后坚称,要约束公司对利润和权力的病态追逐,必须首先采取法律手段:(1)政府需要制定完善的法规对公司进行有效约束;(2)有关法律法规需要由政府机关强有力执行;(3)预防原则应当作为制定环保、健康和安全规章的最重要原则;(4)改进执法体系,将更多权限下放,交给最直接和公司、社区打交道的地方部门;(5)强化和保护那些监督公司行为的工会或其他工人组织。

 

只是立法过程也是一个相互博弈的市场过程。而立法过程,正是由于公司、工会、环保组织以及其他利益团体在政治市场上“争权夺利”的过程,这是真实的世界。但巴肯发出的声音仍旧值得重视,反思市场和政治中缺失的“法律与道德”,正是社会不断演化的动力之一。

 

[加拿大]乔尔·巴肯著:《公司:对利润与权力的病态追求》,朱近野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25.00元。


李华芳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思想库报告》主编,【读品】出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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