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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的博客

李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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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李华芳,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系,现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在经济分析中,用“看不见的手,内心的观众和体面生活”对抗反知反智的言行,重新磨练亚当·斯密传下来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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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户籍制度的讨论(续)  

2008-08-01 09:58:00|  分类: 缓慢阅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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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户籍制度的讨论又引发了新的讨论,所以一并呈上,供大家批评。
整理:李华芳

=======来自油漆:(2008-07-31)==========
 
您知道不知道美国有一个城市——好像是克利夫兰——为了吸引“眼球”曾经在上世纪3、40年代出台便捷离婚的户口政策?似乎是说只要在该地居住3个月就可以获得当地户籍,然后该市提供快速的离婚服务。

我 举这个例子,似乎和您最后的回复有点驴唇不对马嘴。因为我觉得不太好回复你,因为您误解了或者忽略了我的一些观点。比如说户籍制度所涉及的福利问题。户籍 制度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是让更多的外地人一起来分享城市的福利吗?当然不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前提就是要让福利和户籍脱钩!

举一个例子,我刚刚调查的南京江宁的一个农村社区拆迁,其中最大的矛盾就是90年以来迁入的户口没有分配土地。请问这是户口问题吗?这是户籍造成的不公平 吗?我不是学经济学的,我也不认为我的那些想法适用于新古典方法,我还不认为户籍制度表现的短期经济绩效,甚至我认为真要套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话户籍制度当 然是造成效率的损失,最后我认为仅仅在经济学的效率层面是无法理解户籍制度的。

我 再强调一遍,户籍制度是不公平的,但是这样一种制度把农民逼上了市场化的道路,而农民又用市场化的方式否决了这样一种制度,从而为户籍制度改革创造了可 能。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而我的调查则显示,户籍现在在经济生活中已经不重要了,但是取代这一制度的更大的不公平是新的市场化的二元结构的形成。

我在南京江宁开发区进行的调查。我调查了两个问题:一是本地工与外来工在求职与待遇上的差异;一是本地拆迁户的社会流动。因为我在本地电大兼职代课,因此 能够通过我的学生进行调查。我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我问我的学生第一个问题,他们大多数人告诉我现在没有什么农民工,在他们看来,只有建筑工地上 才称的上是农民工,而进工厂的和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顶多是合同工与劳务工的差别,所谓劳务工也就是企业通过劳务公司找的工人。第二个例子,我目前正 在调查的是这样一个案例,某电子企业的一批外来劳务工由于按照南京市标准缴纳的“三金”高于江宁区标准缴纳的“三金”,结果被企业全部辞退,因为这就意味 着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按南京市标准缴纳也并非这批工人的要求,可能是政府的要求,也可能是劳务公司的要求,具体情况我还不是很清楚。

==========我的回应==========
我觉得现在问题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户籍制度改革到底改什么东西?是让农村人更容易进城,还是让城里人也可以被赶到农村去?因为改了这个制度就意味着竞争力强的人留在城市,而不是说这一改革导致只进不出。

我也同意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让户籍与一系列福利脱钩,这样的话,户籍也就自然丧失了价值。这也是胡景北老师的观点。

我所不同意的是“不公平的户籍制度把农民逼上了市场化的道路”这一观点,农民本来就在市场化,而是户籍制度阻碍了这一进程,才使得农民要千方百计“绕过” 户籍制度的限制,为此付出了额外的成本。而这些成本原本可以用于改善其他的方面。由于我没有详细的调查,因此我也不便同意“户籍现在在经济生活中已经不重 要了”的观点。正如我所说的:

关于公平-效率的关系,大致有三种不同的思路,1是认为两者是替代的,这一路的研究最多,大路货一抓一大把;
  
2是两者是无关的,这一块倒是有不少证据,尤其是在民主制(相比于独裁而言因为其增加了选择的自由而被认为更具公平性)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跨国比较方面,可以作为一个证据;
  
3是认为两者是一致的,可惜这一处的证明都不咋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找到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论证。区分长期和短期是一步,基本上都是经济 史上的相关研究,农民起义之类的,不公平的成本测度方面比较成问题。比较可靠的是关于人民公社制度与饥荒的研究,但较多是从技术或者产权制度的角度来考察 的。sen的模型可以用,姚洋和徐宽已经做了一点工作,但仍旧不能让我激动。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如上海的)户口值“高学历高级职称好的政治表现优秀的业绩以及其他的一系列条件”?诚然你可以说城市福利好,但这到底是原因还是结果?如果没有户籍制度的限制,获得城市福利是不是一定需要上述的条件?
  
有一点我认为d兄说的是对的,拥有城市户籍的人现在要保卫这个“租”,但没有考虑的问题是,“if”没有户籍制度,这些人中有些人可能不会成 为城市人,或者城市人也可以流到其他地方去。这样大城市里存活下来的就是那些市场竞争力最强的人,而较弱的可能就被淘汰到其他的城市或乡村。这是市场机 制。
  
而现在是你生下来就因为户口在农村,所以你需要去发展上述要求的技能,这将耗费你大量的成本,这种分配方式不是采用市场机制的,是以有可能会 造成扭曲。而现在,甚至即便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这些人依旧顽强地在城市扎下根来;如果有更为公平的制度的话,他们本不需要支付这些制度费用,而可以用于 其他的创新。这是户籍制度看不见的机会成本。
  
简而言之,面对一项不公平的制度,不管使用何种经济学的分析,得出的结论要不就是无关的,要不就是不效率的。如果不公平的制度有效率是因为这些分析忽视了另外一些约束条件,因而很显然这些所谓的分析必然是偷懒的结果。

==========来自油漆(2008-07-31 22:07:43) ===========
我觉得你的上述观点缺少一个问题:为什么户籍制度会长期存在?我的观点是,它体现了二元结构的均衡。至于说公平问题、效率问题,讨论的时候不能离开这个前 提。只有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才能讨论增长和发展的问题,才能讨论制度创新和变迁的问题。而在我看来,你把户籍制度孤立起来放到一个真空中去讨论是没有意义 的。什么叫“本不需要”,什么叫“用于其他的创新”?制度创新是内生的。尤其是中国转型的背景下,你光看见你假设的市场条件下的“户籍制度的看不见的成本 ”,你有没有看见转型过程中没有户籍制度的成本呢?我认为,户籍制度恰恰节约了大量市场转型的成本。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为什么被认为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 前30年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户籍制度作为一种制度真实地表达了既有的结构问题,这难道不比伪善的公平更重要?即使你换了 一个公平的制度,结构问题就不存在了吗?

==========我的再回应=============
我 同意户籍制度长期存在有其理由,即为了登记和普查人口。在中国的户籍制度下,所有公民都要在居住地登记,户口是公民的最基本身份标志,公民被划分为城市和 农村人口。这是一项长期存在的制度,本来没有大问题,因为仅仅是一个身份标识而已。同美国的社保号一样,不妨碍人的流动。

Cheng, Tiejun and Mark Selden. 1994. "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139 (Sept.): 644-668的 文章指出:在建国之初国家延续了自清代以来不对人口流动作限制的传统,但是政府随后发现难以为人口庞大的城市居民提供就业及生活必需。随后,上海市政府首 先 鼓励在上海的逃难和失业人员及家属迁移到农村,政府认为这些人对生产没有帮助。这个政策随后被其他城市相继效仿。迁移在最初是自愿的,并且迁移人员在重新 安置后可得到土地。1951年,公安部和国务院联合制定了划分城市户口的规定,建立了居住地迁移的规定,并限制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除此之外,国家承担起 为城市居民提供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职责,而农村人口(包括那些后来迁移到农村的)则由地方政府来负责。Cheng称之为户籍制度的“准备阶段”,此时已经基 本奠定了如下基础:农村人无法享受城市人的待遇,且不能离开农村,这种制度下所形成的社会等级既限制了人口流动也决定了社会关系。我想我们讨论的户籍制度 并不是1949年之前的户籍制,这一点应该要首先确认。

Cheng等认为大规模户籍启动应该是在1953年-1957年。因为尽管国家限制人口流动,但是城市的国有企业仍吸引了部分农村人口来到城市工作,在 1949年到1956年城市人口有大幅度地增长。1954年, 内务部和劳动部联合下发《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禁止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农村人口从此也不能在城市以任何方式工作。警察也担负着将失业 的流动人口遣返农村的责任,派出所开始进行人口登记。1955年,国务院颁布了户籍制度,限制人口迁移,户籍变更变得十分困难。除户籍制度外,房管和粮食 配给政策都限制着人口流动,非城市户口的人没有粮票。同时,国家规定全国城市、集镇和农村都要加强户籍登记,这样进一步把城乡区别制度化,城市人可以享受 粮食配给,而农村人则不能。农民必须生产粮食,即卖给国家也留一部分自用,但是规定的自留粮食的数量比城市人口得到的配给粮少。

1958年,即“大跃进”之初,尽管国家实施了更严格的控制措施,但是人口流动却大幅增加,因为国家的精力都投入到大生产上,而把控制人口流动 放在了一边。在地方分权的情况下,城市的工厂开始无视人口控制的规定并雇佣农村人口以扩大生产。人口的流动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缺乏以及粮食产量的下降。“ 大跃进”结束之后国家开始重新抓人口控制并遣返在城市的农村人口。 户籍制度使社会等级制度化,使城市人口享受优惠而农民则必须自给自足。城市人所独享的粮食配给和社会福利制度导致了以居住地的划分为基础的城乡差异和社会分化。

上面的大段引述旨在表明户籍制度诚然体现了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但并没有节约市场转型的成本,相反是打断了原本延续的市场,才使得市场有所谓转型的问题。 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配以计划经济的政策导致了市场被扭曲,而为了应和这一制度而强制实行了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使得市场进一步遭到了扭曲。也就是说,现有 的户籍制度始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与之配套的。

我想说的是“革命、社会主义、户籍制度”这一连串的东西打断了市场的延续,并且扭曲了市场的功能,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市场化改革,而改户籍制度为本来面目, 取消其与城市福利之间的关联,正是恢复市场本来面目的意思。你的逻辑是市场出了问题,户籍制度解决了部分问题,所以户籍制度是有效的并且促成了市场转型。 但你的逻辑里缺少的是为什么市场会出问题?户籍制度它到底是原因还是结果?你现在非要说这个户籍制度节约了市场转型的成本,我也无话可说。

说句题外话:学问上理论创新很重要,但是颠倒黑白是称不上学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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