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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的博客

李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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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系,现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在经济分析中,用“看不见的手,内心的观众和体面生活”对抗反知反智的言行,重新磨练亚当·斯密传下来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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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国特色?  

2008-09-17 16:18: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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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还是有中国特色?
李华芳

2008年是中国改革三十周年的纪念,一场盛大的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了其伟大的经济奇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迎来了其丰硕的成果,但隐藏在繁荣背后的问题也不容小觑。近期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则集中反映出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其中的利益纠葛也是中国三十年发展的缩影。

2008年9月11日,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产品召回声明,称经公司自检发现2008年8月6日前出厂的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市场上大约有700吨。另根据中国卫生部11日的消息,经相关部门调查,高度怀疑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而由此产生的后果也相当严重。截至15日8时,中国内地医疗机构共接诊、筛查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婴幼儿近万名,临床诊断患儿1253名(其中2名已死亡)。其中,913名患儿症状轻微;现仍留院观察治疗患儿340名,53名患儿症状较重。

这是因为三聚氰胺可导致人体泌尿系统产生结石,严重者会发生肾衰竭并导致死亡。三聚氰胺(melamine)简称三胺,俗名“蛋白精”,学名三胺三嗪, 别名蜜胺、氰尿酰胺、三聚酰胺, 呈碱性,pH值8.0。是一种重要的氮杂环有机化工原料, 白色结晶粉末,无味。由于其氮的含量很高,所以被一些不法生产企业用于蛋白添加剂以便通过相关的检测,而中国国家质检总局目前检测蛋白质含量通常使用的就是氮检测办法。

但三鹿奶粉是国家免检产品,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国发[1999]24号)第十六条的规定,获准免检的产品“在一定时间内免于各地区、各部门各种形式的检查”。这意味着如果一家企业的某种产品获得了免检资格后,在免检有效期内,一是包括国家、省、市、县各级政府部门在内均不得对其进行质量监督检查,二是在全国各个省均不得对其进行质量监督检查,三是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流通领域均不得对其进行质量监督检查(胡敏洁,2008)。常理上,三鹿没有必要在已经获得免检的情况下,冒险主动掺入蛋白精。

如果这并非三鹿的主动行为,那么蛋白精是如何混入奶粉的呢?目前的调查结果显示,是因为不法奶农向鲜牛奶中掺入了三聚氰胺。不过这一结论存在疑问。那么是否有可能在奶粉中直接掺入三聚氰胺呢?三鹿奶粉目前的市场价格折算下来约为60元每千克(此数据不包括三鹿奶粉中的高档产品),也就是60000元/吨。而三聚氰胺的价格是每吨1万多,如果在奶粉中直接掺入三聚氰胺的利润高达近500%。这或许是“结石奶粉”出现的原因?

传统中国社会对孩子的重视是有目共睹的,即便在重男轻女的观念影响之下,对下一代的投资占了居民日常支出中的大块,尤其是孩子的健康和教育投资上,家长们更是不遗余力。哪怕是目前购买三鹿奶粉给婴儿的父母,在有限的预算约束下,已经为孩子提供了力所能及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孩子的事,无小事。奶粉市场上应该充满了放心产品,即便偶有不良商贩,也应该有监管机构站在保卫线上,保证奶粉的安全。

但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让人省心。从“毒奶粉引发大头婴儿”到“结石奶粉致人死亡”,仅仅是在奶粉市场上,“丑闻、堕落、腐败”等词语就萦绕其间。这固然体现了奶粉市场是一个利润很高的市场,同时也意味着这个市场的需求量非常大,才让不法分子一再铤而走险,因为那些风险对他们来说或许是微不足道的。经济利益的刺激会扭曲人的行为,但问题在于,如果有一个严格依法监管的体系,就会修正这种扭曲。那么何以中国的奶粉市场并不安全呢?虽然有不法厂商的原因,但监管机构也不能逃脱干系。“是谁因何给予三鹿免检产品的地位?在食品行业可否授予免检产品?”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究。

监管者缺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本身没位置,第二种是有位置但没作为,也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中国有质监局食品司,因此并不存在第一种没有的情况,而是说不作为,或者作为的效率很低。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可以为但不为或少为,一般而言是利益相关或者有利益纠葛,因为监管权之下就有租可寻,一旦当权力与资本相互勾结,腐败就会滋生蔓延。第二种情况是难以作为,这一般是因为监管机构自身的独立性不足,其监管政策受到多方制肘,例如来自同级部位或者地方省市政府的压力,导致监管者投鼠忌器,无法施展拳脚。在当下的中国,这两种可能途径又相互交叉,使得情况更加复杂。

而这也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在法治不全、道德基础又不够稳健(主要源于信仰缺失)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容易出现道德风险和罪恶行径,因为违背良心和法律的成本很低,而市场的获益很大。更为糟糕的是,尽管在各种竞争之下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这些竞争往往没有统一可循的透明规则,而是按照潜规则行事,使得鼓励寻租的制度反而得以确立。而政府的监管机构不仅制定规则还下厂踢球,致使自身变成了利益集团的一部分,被掳获;另外,由于独立性不足,导致来自其他上级或同级行政部门的压力可以改变其政策和措施。如此一来,不仅出现官商勾结的裙带资本主义,并且使得整个市场社会的思维方式也被行政化体制化了。

道德与法律的双重缺失,使得监管机构独立性丧失殆尽,而市场主体又唯利是图,这样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一个畸形的怪胎。这样的体制不改,“三鹿奶粉事件”也就不会是最后一起。那么体制改革要从何入手呢?胡敏洁(2008)指出,一个竞争良好的市场和充分自律的行业发展直接关系到消费者利益的最终保障。而唐学鹏(2008)则补充认为必须引入民主化监督。实际上,这些也不过是老调重弹而已,政治体制改革知难行易,但长期拖着不解决,就好像长期引用结石奶粉一样,到最后不免肾衰竭而死。所以,是到了政治改革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胡敏洁,2008,免检产品的生与死——从三鹿奶粉事件说起,未刊稿。
唐学鹏,2008,三鹿奶粉事件与民主化监督,《思想库报告》,第5卷第37期,页2-3。
删除多余监管,裁汰政府冗员

李华芳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思想库报告》主编,【读品】出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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