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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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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系,现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在经济分析中,用“看不见的手,内心的观众和体面生活”对抗反知反智的言行,重新磨练亚当·斯密传下来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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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与历史过程  

2008-10-07 08:45:1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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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与历史过程

李华芳

http://otho.douban.com/lpic/s3228403.jpg在诺思和福格尔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经济学“侵入”历史学成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新罪证。当然,格雷夫并不以此为意,在格雷夫看来,经济学不能说侵入历史学,而是两个学科的融合。在格雷夫的巧手下,打造出了跨学科的新武器:比较历史制度分析。而格雷夫的新书《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的兴起》正是运用历史制度分析的集大成之作。

格雷夫在特拉维夫大学学习历史分析,研究生转到西北大学学习经济学与经济史,此书也是其受两个学科训练的一个体现,非常明显是一种“路径依赖”现象在个人身上的反映。通常而言,制度不同,经济绩效也会千差万别。例如像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中所揭示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效率低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产权制度没有得以确立、相关的法律缺失所致。而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同样提到了产权制度的作用。又比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了信仰体系对经济的作用,尽管韦伯其实主要是想说企业家的精神。这样看来,尽管众人都说“制度”,但制度究竟是什么,却并不清楚,是产权、是法律、还是宗教信仰?

格雷夫很清楚目前制度研究的种种困境,因此在书中开宗明义,必须先定“制度”,再论变迁。目前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有两路分叉:一路是将制度作为外生变量,不受个人行为影响,反过来只是单向度的影响个人行为,格雷夫把这种分析叫做“作为规则的制度”。诸如在一定约束条件(制度)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或者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行为等,都属于这一路分析。另外一路则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来看待,制度内生于人类行为。因为同样的人可能遵守一些行为规则,但是不遵守另外一些行为规则。例如城市和乡村对交通规则就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行为者的动机也完全不一样,在制度外生的分析中,动机是被忽略的,有的只是行为偏好效用最大化或者是成本最小化。这种分析过于简化了真实世界,显得很像屠龙之术。

格雷夫对这两路分析都不满足,他认为尽管使用博弈论可以来研究内生制度问题,但还不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因为在博弈论的框架中,制度要么被看作是均衡状态,要么被看作是促成均衡实现的共同信念,要么就被看作是博弈规则,但很难解释制度的动态变迁问题。制度变迁的动力、过去制度对后来制度产生的影响等等问题,博弈论是束手无策的。随之而来的对制度变迁的解释,是演化理论。但演化过程具体是如何进行的,经济学家常常含糊其词。现有理论纷繁复杂又名目繁多,格雷夫认为应该用一个更为统一的框架来对制度进行刻画:制度是共同作用于行为秩序的社会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系统,特定的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是这一定义的关键组成部分。

在这一定义下,格雷夫对西方世界何以兴起,给出了不同于韦伯和诺思的解答。以往的关于欧洲何以兴起的解释,一种是技术和环境决定论,例如欧洲有丰富的煤炭、养马的技术精湛以及拥有适合世界贸易的港口;另外一种是文化和社会决定论,韦伯笔下的清教徒显然是带着上帝的使命行走在大地之上;还有一种解释则认为从食品消费和市场一体化等来衡量,欧洲并没有在19世纪晚期超过世界其他地方,也就是不存在所谓的西方兴起。但格雷夫通过制度分析表明,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非血缘关系的和自治的社会组织,是推动欧洲发展的力量。

格雷夫以马格里布商人联盟和热那亚商人行会的例子表明,非人格化交易(陌生人之间的交易)的扩展,尽管有合同等确认所谓的产权,但联盟和行会的承诺与多边惩罚机制保证了贸易的有效进行。这是说,如果一个商圈中的商人不诚信或者有道德风险问题,尽管他个人短暂得利但损害了商业的声誉,其他联盟中的人将会拒绝与此做生意,并且这种惩罚可能从父辈延续到字辈,因此违背承诺就要冒着世世代代被孤立的风险。中国与此类似的研究集中在对于温州模式的研究上,史晋川等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中提到温州人以特有的方言分别外人,在内部形成了类似于马格里布商圈的承诺机制,这种温州活跃的地下金融活动中可见一斑。

也就是说,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的互动内生出了制度变迁,而制度的动态变迁在格雷夫看来就是历史过程,接下来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过去的制度是如何影响现在的制度的,这里涉及到问题就是历史决定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张力,格雷夫用制度合成体将制度传承与创新结合在了一起,并以此来解释中世纪晚期的商业扩张和西方世界的兴起。格雷夫的这一解释跳出了单从一个角度去理解制度的弊端,同时从博弈论视角出发的比较历史制度分析又不是一潭浑水,并没有回避通常的经济史研究所缺乏的微观基础。

如此一来,从个人的博弈策略到组织的互动,并结合规则、信念和规范的作用,格雷夫提供了一个更加综合性的视角,这对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正如诺思所言:这本书对于我们更好更深入地理解制度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删节版刊于《新京报·书评周刊》。


李华芳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思想库报告》主编,【读品】出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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