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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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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系,现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在经济分析中,用“看不见的手,内心的观众和体面生活”对抗反知反智的言行,重新磨练亚当·斯密传下来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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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中小企业出路  

2009-11-30 12:55:00|  分类: 看不见的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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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危机时代的中小企业出路

李华芳

 

1危机前的“危机”

2008年第四季度是经济危机肆虐的时刻,6.8%GDP增长率也表明了这一点。而2009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的GDP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前三个季度的增长率分别为:一季度增长6.1%,二季度增长7.9%,三季度增长8.9%GDP的统计数据表明,经济即便不算从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中复苏,也已经止跌了,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消息。同时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平缓,从3月份的28.6%升至8月份的37.9%。此外工业增加值第二季度突破2位数,并且外商直接投资转负为正,都可以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低谷。

 

但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实际上,我们需要区分不同类型的中小企业。按照盈利能力的不同,不管危机前后,都存在能力好和差的中小企业。而危机是考验不同中小企业盈利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实际上,从2006年开始沿海地区就已经出现中小企业倒闭的现象,但这一现象在危机中恶化,以至于2006-2007年间出现的中小企业倒闭苗头被忽略了。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信号。在危机之前,中国已经大幅度提高了环境标准,并且两税并轨和《新劳动法》的出台,减少了退税赢利空间的同时,也大幅度提升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值得说明的是,《新劳动法》出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长期被低估的劳动力开始升值的现象,其具体的表现是各地出现的所谓“民工荒”现象。

 

也就是说,实际上有不少中小企业在两税并轨之前其实是依靠退税的利润勉强维持。例如20%的退税,其所有的成本甚至已经占到了10%或者更多,而仅仅依靠这些退税差额企业才得以勉强生存,这一类企业主要是低附加值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在危机发生之前,各地区纷纷表示要实现产业升级或者结构转型,对于此类中小企业而言,已经走到了被市场淘汰出局的边缘。

 

2危机中的“机会”

当然,中小企业对就业贡献极大,尤其是此类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更是如此。因此一旦危机发生之后,保就业成为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因为失业率的增长通常被视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而决策者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会将就业当成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如此一来,在后续的经济刺激方案中,除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外,要求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其背后的原因恰是维持中小企业的运行,以便将就业维持在一个不影响稳定的水平。

 

从中小企业的角度来讲,也借此机会试图解决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不难发现不同地区中小企业的融资途径大相径庭。珠三角的中小企业对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的依赖性要高于长三角的企业,而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地下金融服务则成为支撑浙江地区中小企业继续维持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但除去这种特殊的融资方式之外,中小企业的确面临贷款难的困境。而危机时期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为了保就业进而要求保中小企业的政策呼声,恰恰给了中小企业不少的机会。甚至那些在危机前原定在产业转型中将被淘汰的中小企业,也借机寻求政府的支持,从而获得了进一步延续的机会。

 

有一个普遍的误解是在危机中,中小企业遇到了融资难困境。这并不正确。实际上,早在危机产生之前,中小企业融资难就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这里面主要的理由是,国家对金融服务的监管和限制,使得银行并不愿意将钱贷给中小企业。因为对于银行来说,选择长期基建和大型国企的风险要远小于中小企业,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情况下的中小企业。尽管央行和银监会都表示应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扶持,但如果政府不对银行进行最后的担保,承担银行的损失,那么银行就会向中小企业惜贷。可以这么说,中小企业先天就遭受了信贷歧视,而不是危机发生之后才有的现象。解决方案是让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例如小额贷款机构等,但这又因为监管方面的严格限制,使得准入门槛过高而将一部分民间治本挡在了门外,不能为中小企业利用。

 

不过政策上的扶持以及巨额经济刺激计划的外溢效果,使得其中有部分好处为中小企业获得。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由于危机救助计划带给中小企业的好处却不一定被中小企业有效利用。不少统计都观察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即新增贷款中只有很小的比例流入了实体经济,而不管是大型国有企业还是中小企业获得的贷款中有相当数量进入了楼市和股市。2009年以来企业存款增速也表现异常,根据估算的企业活期存款数据,呈现出快速上升的态势,而自20064月以来,企业活期存款和A股市场的相关度较高,而且资本市场的几个拐点变化,均在企业活期存款数据上有所体现。也就是说,信贷有很大一部分流入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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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中小企业的未来而言,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的确有部分中小企业在股市和楼市的投机中获得了较为丰厚的回报。但本质而言,这并非中小企业原先的专长。不是说这种投资一定不可取,但这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困境的出路所在。并非所有的中小企业都可以转型为投资公司,其中当属凤毛麟角。这不仅因为技能上不匹配,更因为其在政策取向上并不符合保障就业的思路。因此可以预计此类投机性行为在下一阶段将会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

 

3危机后的“出路”

那么中小企业的出路到底何在呢?需要明确的是,后危机时代产业转型必然会重新排上议程,同时随着经济形势好转中小企业承担的保障就业任务也会减弱,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小企业如果不能事先选择好出路,将会在生存空间收窄之下步履维艰。

 

目前在后危机时代出现一个“国进民退”的趋势,对中小企业而言也并非好消息。尤其是近期山西煤改过程中,中小煤矿的出路就是被国有化。这当然可以有许多争论。但有一个问题也不容忽视。山西省之所以非常强硬,也的确是抓住了此前这些中小煤矿在合规方面的漏洞,尤其是在税收方面的问题。如果一开始的中小煤矿完全是合法经营,将一切放在阳光之下,那么就会有底气对抗此番国有化的进程。恰是因为一开始中小煤矿多多少少存在法律上的问题,对于山西给出的要么低价被国有化要么按照法律处理此前的问题,中小煤矿主能获得的谈判余地并不是很大。这其实揭示出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即合法经营问题。在企业创立伊始,中国高昂的法律成本往往使得中小企业不得不行走在灰色地带,这也是所谓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不过初始阶段的非法行为可能会在后期带来更高的成本以及法律风险,因此对于危机后的中小企业而言,合法经营将是十分重要的一条。

 

其次,之前不少中小企业获得融资之后并没有用于扩大市场、或者升级技术、或者改善经营管理,甚至也没有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被用于投机或者其他的用途。也就是说,不少中小企业其实是陷入了低水平均衡的陷阱。这也是何以政府会将中小企业当成六千万农民工就业的主要落实点的原因所在,因为中小企业留给政府决策者的印象其实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代名词,而不是创新企业或者高科技企业。而中小企业被认为是推动创新的一个重要来源,尽管大企业也会支出高额的研发成本来完成企业内部的创新,例如微软或者谷歌等公司的做法就是如此。但大企业也可能害怕承担失败的风险,而给了中小企业创新的机会,例如Twitter这样的公司就有了发展的空间。我们较少听到中国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或许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小企业在这方面的不足。这当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跟合法经营是一回事情。

 

事实上,后危机时代解决中小企业的出路问题,答案并不复杂,也早在危机之前就已经清晰存在了。这并不是简单期待欧美消费重新起来,扩大对低附加值出口产品的需求,增加订单,进而就可以解决的中小企业难题,而是中国的中小企业与生俱来的缺陷。在一方面推动法制转型以降低中小企业的合规成本的同时,另外一方面需要的是中小企业自身的努力和转型。尽管体制性的问题值得诟病,但企业自身的努力同样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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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库报告》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出品的一份公益性电子刊物,以国际智库之思想,关照中国改革之现实。长期聚焦于中国公共政策的各个领域,采用跨学科研究的视角,为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决策者提供了大量智识,成为与中国共同成长的思想力量。更多内容请点击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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