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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系,现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在经济分析中,用“看不见的手,内心的观众和体面生活”对抗反知反智的言行,重新磨练亚当·斯密传下来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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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城事14】双中心方案的突破点…  

2009-04-03 12:54:00|  分类: 看不见的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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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城事14】双中心方案的突破点在哪里?

李华芳 

2009325日,或许会成为上海发展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率先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这似乎是为了回应2004年的时候,胡锦涛在视察上海的时候提出要继续推进上海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建设。尽管此番从4个中心变成了2个中心,但实质内容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简称为“两个中心”)方案,一直是上海梦寐以求并且希望获得中央认可和支持的方案。那么为什么《意见》获批对上海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情呢? 

事实上,在20092月底,上海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审议了《上海市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草案)》,已经试图采用地方性金融立法的形式来推动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就是说,地方性法规已经确立了上海的发展目标,中央的支持无非是多了一层保险而已。并且事实上,之前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2006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上海可以“以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为载体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这些都肯定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方案,但还是没有中央在制度上的正式保障。此番《意见》获批无疑解决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在“正式制度上的疑虑”。 

金融立法权归中央,因此从中央层面给上海一个正式的“说法”,是不是意味着中央的资源和扶持力度会朝上海倾斜呢?20087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听取上海方面相关工作时指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国家的战略任务,国家要加强协调和指导,主要还是靠地方。之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2007中国金融人才战略高峰论坛上表示,上海建设金融中心应该“抛弃两个诉求”,其一为希望中央给个说法、其二为包揽天下。他认为即便是中央给了说法,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资源。而温家宝“主要靠地方”的表示,似乎也说明中央其实很难给予实质性的资源。 

而中央之所以不能给予过于明显带有倾向性的支持,也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来自香港、北京、天津、深圳等城市的“金融中心”竞争,使得平衡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变成了中央先于“建设金融中心”的考虑。经济学上称为“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的方案,如果能落实卡尔多补偿,一般而言,是可以成功的。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如果能够带来很大的利益,并且这个利益足以弥补由于地方竞争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带来的损失,那么先集中精力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而后做实分配,也是一种可以被接受的方案。但先不说金融中心的收益问题,单说落实补偿这件事恐怕就难以成行。事实上,中央意在平衡和协调地方利益,所以对上海下一步难以有实质性的支持,这一判断恐怕是成立的。 

那么“双中心方案”的获批对上海而言,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中央给一个正式的“说法”,相当于上海发了一个信号给其他的城市,尽管上海获批并不意味着其他城市已经丧失了机会,但显然上海抢占了先机。其次,上海将4个中心建设变成2个中心建设,并且在金融危机条件下,以产业升级和转型为名提出2个中心建设也可谓抓住了有利时机。尽管对于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而言,是不是一定要适配一个航运中心,是存在疑问的。因为明显的,并不是所有的金融中心都是港口城市。 

当然,上海之前已经明确定位先服务长三角地区,推进上海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并且通过地方性金融立法,是更为实际的做法。而向中央要“说法”,是发送一个策略性的信号。从这些信息不难看出,上海其实是朝一个更加面向当下和面向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来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 

尽管上海并没有如李扬说的那样放弃向中央要说法,但上海的确放弃了包揽天下的宏大目标和口号,而转向了更为实际和迫切的问题。事实上,李扬还提到了上海要做三个方面事情:人才、金融产品创新、以及完善法治环境等。在人才方面,上海海外抄底人才并且松动户籍制度,已经有所作为。但在金融产品创新和完善法制环境这两个方面,还有待大力推进。 

国务院通过的《意见》里有一条:加强上海与长三角地区以及国内其他中心城市的相互协作和支持,加强与香港的优势互补和战略合作,形成分工合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事实上,在金融产品创新和完善法制环境这两个方面,恰是上海可以从香港方面学习经验的。香港在金融创新产品上的经验以及相关的法律监管环境,其成熟度要远远高于上海,这或许是两个城市在下一个阶段所要努力探讨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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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思想库报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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