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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的博客

李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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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系,现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在经济分析中,用“看不见的手,内心的观众和体面生活”对抗反知反智的言行,重新磨练亚当·斯密传下来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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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01 09:42:00|  分类: 缓慢阅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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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乱翻书2009年8月

 

2 汪丁丁,2009,《跨学科教育文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鑳′贡缈讳功2009骞?8鏈? - 李华芳 - 李华芳的博客

感谢丁丁老师寄来此书,我想之后再来写一篇关于此书的正式评论,先简单谈一下感受。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我之前都读过,也感谢丁丁老师收录了《读品2007》的序言《知识的私有化及其超越》进去。也可以从那篇序言谈起,就是目前的学科教育大体上是分科专业化,以便提高效率。但这种教育的问题是,每个人掌握分裂的知识,可能无法窥到更大的图景。因此,丁丁所谓的跨学科教育便应运而生。从理念上说,这是没有问题的。关键的问题是,教育是一个需要操作的问题,而恰恰是目前的教育体制恐怕无法应对跨学科教育的需求。


在浙江大学的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这大概是国内首次尝试跨学科研究,但不是教育。因为跨学科的教育需要有学生,而大学的研究机构其实一般都不具有招生之权,尤其是招本科生。当然ICSS也有突破,就是可以招纳研究生,但准入是其他的专业门类,而学成又不受目前学术体制之承认。最简单的问题是,如果你写了一篇相关的研究论文,甚至不知道应该投哪里。当然,单纯抱怨目前的教育体制也是徒劳的,我的简单看法是,需要有足够多的经费来保障跨学科教育,否则一切就会变成空谈。好比说,教育体制的突破其实商业力量带来的。当然,反复回去阅读《复杂》一书,也不难使我们认识到,经费的重要性:)


所以,跨学科之尝试,首先在于经费之保障。如果目前的官方体制难以提供,那么转向民间资本进行寻求则是出路所在,或者是国外的资金。而后两者所要求的,并不是一个先定的跨学科模式,而是一个面向具体问题的研究和教学模式。从这个方面来说,丁丁最早在ICSS提到的中国大规模转型问题,依旧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来看。至于知识过程与人生体悟的问题,大概是我体悟太少,所以我其实没悟到什么,反而觉得有很多困惑。


1 古勒维奇,2009,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五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政策比较》,吉林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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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需要政治。这是古勒维奇在《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五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政策比较》一书中开篇首章第一句话。缺乏将政治角力考虑到政策制定的过程,这将会影响对经济危机解决方案的选择。实际上,如果放弃了政治博弈力量的考虑,具体的政策制定就将成为一个黑箱操作过程,使人陷入云里雾里的境地。古勒维奇于是继续写道:解决经济问题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如果一种主张要能取得优势而成为特定政府的实际政策,那么它必须获得掌握政治权力者的支持。经济学理论可以给出很多不同的政策,但除非我们的经济学包含对权力的考虑,否则它就不足以让我们理解政策选择是如何在实际中做出的。当然,由于古勒维奇忽视了布坎南和塔洛克等经济学家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宪政经济学,因此没有注意到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已经包括了对政治力量的考虑。并且罗德里克在《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经济政策》中也已经提出了与古勒维奇相似的看法,尽管后续的分析有很大的不同。

 

古勒维奇更偏向于对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联盟的分析。他认为在经济稳定的情况下,利益集团之间的联盟情况变动也不太大,相对处于一个均衡的境地。但一旦发生危机,经济利益的格局发生了迅速改变,并且未来极其不确定,为了选择有利于利益集团自身的政策,必须在政治选择过程中选择不同的利益集团进行联盟,以便获得政策通过的所必要的支持性资源。这并不意味着联盟只会在不同的政治集团之间进行,而是按照国家/社会视角下出现了不同集团之间的互动,尤其是国家利益集团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出现博弈和互动。这构成了古勒维奇理解经济政策的一个出发点。

 

古勒维奇通过对法国、德国、瑞典、美国和英国等五个国家对抗1873-1896年危机、1929-1933年大萧条以及1970年代危机的分析,理出了五种不同的政策选项,包括:自由贸易、社会化和计划经济、保护主义、需求刺激和重商主义。理论上,在一个国家遭遇经济危机后,其可以选择其中的一项政策或者几项混合政策。那么这种选择到底是怎么做出的呢?古勒维奇认为是社会联盟、利益代表和国家三者互动的结果。

 

以大萧条为例,在普遍的降低工资、税负和支出的各种措施失效之后,各国拯救危机的政策就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选择。英国通过恢复关税、补贴农业、以及承诺对工业实行有限救助等方式,但没有进一步采用需求刺激的选择;而瑞典和美国则采取了和英国相同的措施外,还进一步实行需求刺激和其他的宏观调控措施;法国实行了通货紧缩的政策,其后试图实行财政刺激计划但没有获得成功;德国在利用财政赤字刺激经济方面走得最远,并且因为30年代中期之后大规模的军费开支导致了大规模国有化,政治上也表现出高度的权威主义。

 

不难发现,应对大萧条的具体措施背后有两种不同的政治联盟模式。社会民主模式通过需求管理、福利补给和稳定化政策,围绕宪政民主程序将劳工、农民和部分商业团体联合起来。而德国的法西斯模式尽管表面上采用了相似的经济政策,但专制政权压制了类似英美的那种有机联盟。社会联盟、利益代表和国家三者的不同互动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古勒维奇的说法尽管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在解释对抗危机的经济政策的选择过程中所设定的因素过多,这也限制了这一政治选择过程理论的解释力度。例如古勒维奇指出商业、农业和劳工集团通过各种中介组织影响国家的政策制定,但国家政策制定又受到经济意识形态和国家在国际中所处地位的影响。这样一来,尽管古勒维奇的理论变成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论,但却缺乏一个清晰的一以贯之的解释,引入公共选择学派的博弈基础或可以为古勒维奇的理论提供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从多个视角的审视有助于我们了解危机,从而更好地应对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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