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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的博客

李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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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李华芳,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系,现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在经济分析中,用“看不见的手,内心的观众和体面生活”对抗反知反智的言行,重新磨练亚当·斯密传下来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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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日的回眸  

2010-04-24 09:36:00|  分类: 缓慢阅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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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日的回眸:推荐十本经济学书

李华芳

 

将阅读长度拉长到十年,前五年我基本上在读经济学的各种教科书,后半段陆续读了一点经济学的书籍,所以选择这十年间的十本书,我不仅只能选经济学,而且可能还只能选2005年以后的,这难免挂一漏万,仅作为参考吧。

 

1德索托,《资本的秘密》,王晓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5月,第二版,1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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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索托等进行了对房产、经营活动的调查,调查发现了大量僵死的资产,由于缺乏法律上的表述而被排除在“历史的钟罩”之外。钟罩是布罗代尔使用的比喻,在钟罩内的事物的运行规则与钟罩之外的完全不同,而钟罩就把两者分开了,进入历史的往往是钟罩内的事情,大量钟罩外的事例尽管鲜活生动,但被忽略了。秘鲁等国家使用土地审批的成本极高,导致为了避免法律上的巨大成本大量非法使用土地的现象。而这些非法使用的土地已经在钟罩外流转使用创造价值了,问题是这些价值并不能直接转化成合法的财产,因为缺乏法律表述或者说法律表述的成本太高。德索托进一步揭示这背后的问题是因为现有的政治利益集团不愿意打破钟罩,引入竞争,因为这样他们的垄断收益将会减少甚至受损。而这些发展中国家要真正取得长久的发展,就必须激活这些僵死的资产,建立起一整套产权制度。这也就意味着要打破“历史的钟罩”。

 

2资中筠:《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月,3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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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归宿》显示,美国的现代公益基金会在教育、科学研究、文化艺术、可持续发展、帮助弱势群体、缓解种族矛盾等方面多管齐下,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很多时候,基金会甚至会先于政府采取切实行动,形成基金会一马当先,其他配套措施随后跟进的局面。这的确比单纯捐助更有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极大改善了公益项目的效率,在客观上增进了社会的福利。财富只有一种永恒的状态,那就是不停流向边际“产出”更高的地方。但是对产出如何定义,却是由人类的心灵来做出权衡。财富的责任就是作为基石,铺成通往良好社会的坚实道路。

 

 

3弗里德曼著:《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安佳译,商务印书馆, 20067 1 版,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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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的这本《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是弗里德曼货币数量论的一个简本,此书成于 1994年,是弗里德曼对以往工作的一个简明总结,更为深入浅出,对于了解弗里德曼的工作,是很好的材料。当然对在货币问题上倾注热情的研究者而言,尤甚。当然,也如本书的译者安佳所言,也是"一本适合大众阅读的理论著作" 从弗里德曼对于货币史片段的解释,或许可以理出这样一条思路,即货币的产生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是好事,但货币被政府掌控之后政府有多发货币的倾向,多发的货币会引发通胀,这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要严格控制货币的数量,交给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这是弗里德曼的建议,但是这是基于政治权力有相互制衡的结构中才成立的,只是针对这一点——弗里德曼认为是共识的东西,在现实中不被认可的比比皆是,这也是货币问题将会持久争论下去的原因。


4(印)阿马蒂亚. ,《理性与自由》,李风华 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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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通过对贫困和饥荒的研究表明,扶贫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增加穷人选择机会的能力。森并不简单将收入低的人就当成穷人,而认为应该将那些基本能力(包括生存、营养健康、识字与投票等能力)被剥夺的人当成穷人,因为由于这些能力的匮乏导致他们无法作出自由选择,而自由的丧失才是最贫困的,这意味着这些人没有能力与机会改变贫困的现状。也正是因为在制度上对能力的剥夺才会造成大饥荒,这也是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理由。森在这本巨著里拓展了理性的条件,强调了获得自由必须依靠理性;同时也指出,只有基本能力获得保障下的自由选择,才能真正促成人们去更深刻地理解自由。这个概括依然有简单化的嫌疑,但对于理解理性与自由的关系而言,却大有裨益。

 

 

5萨缪·鲍尔斯 著,《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江艇 洪福海 周业安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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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为到制度,鲍尔斯借助博弈论令人信服地表明了“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隐喻、马克思关于制度发生在参与人背后的说法、哈耶克关于自发秩序的理论”有其内在的联系,并且可以通过演化的视角将它们统一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下,鲍尔斯称之为“演化的社会科学”。而从制度到演化,基于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的演化,另外一方面是制度的演化。在鲍尔斯看来,个体演化集中体现在偏好的演化上,这也体现了鲍尔斯的理论放宽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偏好稳定不变的假设;而制度的演化尽管是一个谜,但却也体现在偏好的变化上。由此,鲍尔斯提出了解释社会变迁的动因,即基于制度与偏好的共生演化。这一思想也超越了“达尔文———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理论,拓展了基因———文化共生演化的适用范围。可以不夸张地说,鲍尔斯的《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与演化》是继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之后,最有洞见的作品。

 

 

6哈耶克著:《货币的非国家化》,姚中秋译,新星出版社,2007811印,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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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耶克看来,我们不应该过于迷信政府的信用,而竞争的效率会远远高于政府行政垄断的效率,而且也会挑选出币值长期稳定的货币。因此应当破除被凯恩斯主义强化的货币应当国有化的迷信,可以由私人来提供竞争性的货币,而政府的职能是提供私人货币有序竞争的法律框架,进行依法监管。哈耶克凭借其坚定的自由主义立场表明:货币发行也可以由私人提供,竞争将会挑选出最佳的货币。

 

7什金著:《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金融体系与落后国家的发展》,姜世明译,中信出版社,20071111印,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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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什金在《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一书中为全球化进行了辩护。他含蓄地批评了斯蒂格利茨和卢卡斯的观点,他指出当下的经济已经是一个开放经济。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并非全球化本身的过错,而是由于一些国家不能或者不愿意参与全球化进程所致。或者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所说:“在今天这个不平等的世界里,最大的失败者不是面临过多的全球化压力的人,而是那些被全球化抛弃的人。”事实上,当下那些实行开放的经济政策、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减少,而那些没有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并非如此。米什金认为全球化不仅有助于降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有助于降低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

 

 

8青木昌彦、吴敬琏编:《从威权到民主: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信出版社,200810月,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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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模式下启动的经济发展,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就像宇宙飞船达到一定高度,需要将第一节火箭推进器扔掉一样。但实现威权模式的转型并不像扔掉推进器一样容易,甚至在消除阻碍经济发展的既得利益和寻租集团时,不一定采用了民主的方式。不过那也是短期内的手段,而不是维持下一个模式的长久之计。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外来压力的积累,社会矛盾关系日趋紧张,这些都是威权模式的压力,但能否实现平稳的转换,亚洲各国表演的戏剧并不能告诉我们一个确定的答案,平稳的转轨有可能到来,只不过中国还在十字路口徘徊。

 

 

9王永钦:《大转型:互联的关系型合约理论与中国奇迹》,格致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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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未来会朝何处去?这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王永钦指出的路是,专业化程度加深和市场变厚会使得人格化交易逐渐失去魅力,而非人格化交易将会大受青睐。唯一的问题是,关系型合约依赖长期关系和自我执行,而规则型合约更加依靠第三方实施,第三方实施就需要民主和法治作为支撑,否则又会被扭曲得内化成某种关系执行。中国的转型远未完成,要实现从关系型社会过渡到规则型社会的转变,应该不失时机推进民主化与法治化。那么何为正确的时机呢?王永钦如此写道:民主化和法治化往往是和经济自由化、打破垄断、放松管制同时进行的,并且初始禀赋的平等性对巩固民主化和法治化至为关键。这也是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之路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10 周其仁《中国做对了什么——回望改革,面对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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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释中国改革为何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新制度经济学派是绕不开去的。这一发轫于科斯、经张五常光大、到周其仁传承的学派,有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明晰产权,其余的交给市场。周其仁的新书《中国做对了什么》就对此进行了一个总结性的回顾。核心的思想是“摸着石头过河论”以及“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论”的实用主义态度,无形中暗合了产权改革的思想基础,同期的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取向都是发展经济做大蛋糕,几股力量合在一起,催生了中国经济的三十年增长。周其仁在书的最后几篇文章中着重讨论了“土地交易所”模式,依旧着眼于从土地制度作为突破口,走城乡统筹之路。既回望了改革之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也指出了中国未来的道路在于城市化。如果改革的成功是因为做了一连串对的事情,那么理解改革也需要一连串好的解释,周其仁就是这一连串好解释中不可或缺的一个。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思想库报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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