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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的博客

李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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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李华芳,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系,现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在经济分析中,用“看不见的手,内心的观众和体面生活”对抗反知反智的言行,重新磨练亚当·斯密传下来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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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的人世间:我和【读品】的故事  

2011-02-14 12:12:00|  分类: 缓慢阅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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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的人世间:我和【读品】的故事
李华芳
1理想的意义
以前有一群人,读书写字编份刊物互通有无。是新青年,是“新潮”。只是“新”得不够久,被埋进了故纸堆。现在也有一群人,读书写字编份刊物互通有无,是被标签化的“80后”,是【读品】。从2006年开始坚持到了现在,比以前的年青人坚持得更久一些。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想过【读品】能走到今天,而且前路还日益宽阔。我的记忆仿佛停摆在有一次往南汇徒步的郊区小路上,而不是眼前的辽阔之地。

送CC回芝加哥的前一天,我们回顾了以往的那些照片。不知是谁有心或者无意,照片中夹杂着一段视频,录下来的是我俩在西子湖畔的婚礼上,我说的一段话。那天原本想着夕阳西下春风拂面烛光摇曳泛舟西湖,但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没收了我所有的心思和计划。于是就临时讲了一段话,大意是“爱折腾、不动摇、不妥协”。

爱折腾是说我们年纪奔三但还把自己折腾到国外读书。不动摇是说我们从相识到相知到相守日子过去了快十年。而不妥协,说的是我们至今还拥有的追求理想的心,而其中,自己提到的正是【读品】。看了这一段,我才意识到,原来【读品】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CC和我有时候会有讨论,【读品】的意义是什么?这些年我也听过很多人跟我谈论过意义,直到我从华芳哥变成了华叔,但年纪越大越不知道意义是什么。我能回忆起几件小事,或许你们能看出点意义。

第一件事是飞行集会,就是2006年情人节徐家汇火锅店的聚会,决定要做一份读书电子刊,走去媒体化去学术化的另一条道路。一开始的想法就是做出一份【读品】样刊来,然后再决定怎么办。这非常想飞行集会这种事情,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经验,一开始有人提议说大家搞个聚会吧,然后很多人说好啊好啊,接下来热心的几个人开始提出时间地点,接下来有人说这个时间我不行,那个地点很不好,诸如此类,最后这聚会就不了了之了。做电子刊物也都是一样,很多人会提议,真的到了落实的时候,时间精力成本各种困难接踵而至,最后就不了了之了。但也许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也许是为了朋友间的义气,我努力做了第一份样刊。接着是第二份,接着是第三份。但是那有什么意义呢?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意义从来不是做事的人自己定义的,是被赋予的。或许意义是后来刘苏里老师在给【读品】精选集的序言中写的,要给“书评江湖”吹进一缕清新的风。也或者是罗小亦说的“三重独立,一代新人”

第二件事是梁捷的一封信。【读品】到现在自然也会有很多分歧争论,有朋友淡出退出,也有朋友进来归来。在这几年里,我不知道梁捷和我之间有过多少邮件了。但印象最深的有一封信,说起那时候我们想读书而不得的焦虑,说起他极力支持【读品】是因为我曾经说过想为那些考研暂时未果又向往学院化的生活或是一种智性的生活的朋友,提供一个暂时栖身的地方。那种理想主义打动了他。我都忘了自己还画过这样的大饼,但这封信我不仅在gmail里标记了,还打印出来一直藏着。有时候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不管是在自己的工作中,还是学习上,我就会拿出朋友们对我说的话,激励自己继续往前走。

我还得接着说第三件事情。梁捷说的给想读书的朋友提供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实际上就是说【读品】能提供工作岗位。这对【读品】的独立性组织性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过去的几年,我们也朝各个方向努力过,变成独立NGO未果的情况下,将【读品】变成了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下属的一个独立项目。而【读品】的第一位全职员工要到2010年才到位,周鸣之放弃了其他的高薪和机会,成了【读品】真正的全职主编,这已是【读品】发布样刊后差不多第四年了。有时候我会被志愿者的理想主义行为吓到,尤其是这完全不同于理性人假设,很难想象这四年来,是无数分散的志愿者成就了【读品】。周鸣之的妈妈是一位可爱的阿姨,这当然不是说她赞扬过我在【读品】写过的一篇文章将“庞兹骗局”讲得连她也看懂了,而是她郑重其事跟我说【读品】要好好办下去。

这几件事,我会经常想起来。但我还是不确定意义是什么。反正在我看来,“意义”是一个好大的词,我现在已经尽量不使用这样的大词了。

2推不出的革命
送CC去芝加哥,还有点时间,就在里根机场里逛书店。美国机场的书店大同小异,跟中国机场实际上也差不多。但里根机场的书店稍微小一点,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华府的原因,机场的书店里最多的就是政治人物的传记,当然还有其他名人的传记。小说分两大块,一块是科幻,另一块则是除了科幻作品外的畅销书。科幻的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华府有一个著名的航空航天博物馆,是孩子们最爱的想象力收集站。但这些都是列架的,里头的架子上是历史书,基本上都是有关美国国父们的,制宪会议的尤其多。还有就是莎士比亚作品了,毕竟紧挨着国会图书馆的Folger莎士比亚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的收集莎翁相关的资料的图书馆了。

门口摆着最新畅销书,一般都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或者普列茨奖作品,或者亚马逊网站畅销书等。在这堆门口的畅销书里,我发现了一个作者居然有三本书同时摆在上面,这个作者叫葛兰敦(Malcolm Gladwell),这三本书分别是TheTipping PointBlink,以及Whatthe Dog Saw

葛兰敦最近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引起众多讨论的文章,叫做《小改变:为什么革命不会被“推”出来》,是对当前很流行的社交网络服务(SNS:social network service)的一个批评。随着facebooktwitter的发展,sns被誉为是代表了互联网发展的新方向。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也对此寄予厚望,认为这或将成为未来社会运动发动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而葛兰敦主要是质疑twitter在伊朗革命中的作用,认为动动手指在网络上发几条信息或者转发一下,并不是真切的推动革命。真正的革命,葛兰敦提到了美国黑人争取民权的运动,那是需要亲临现场,需要冒着失去生命的风险,需要以强关系(strong ties)连接起来的核心的组织来推动的。也就是说,葛兰敦将真正的革命放在一个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的位置上,因此他认为这种冒高风险的事情,必须要有强关系连接起来的人们才能承担,而且由于是这种强关系连接容易采用的组织形式就有带有权威的组织形式。

而sns是一种弱关系(weak ties),并且相互连接呈现的是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组织形式,因此是无法承担起高风险的革命的。搞搞寻人寻物小额捐款环保等风险较低的运动是可能的,葛兰敦举了个为大家津津乐道的例子是有人在纽约丢了一个手机,手机可以采用网络定位,然后在网友们的大力协作下,失主最终拿回了手机。还有比如说有一个病人需要骨髓移植,但要配对的骨髓在当地找不到,于是通过网络求助,结果在很短时间内就找到了匹配的骨髓,最终成功施行了手术。这类例子,在葛兰敦看来,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风险很小。

但革命就免谈了。葛兰敦详细描述了黑人运动的细节,并通过这些细节描述强化了革命的危险性。而对所谓的伊朗革命,葛兰敦却有不少质疑,最根本的是认为伊朗革命的风险小。葛兰敦强调革命的危险无非也是用来说明sns的弱关系承受不起高风险。

3挡不住的互联
我就此事请教过杨国斌老师。杨老师写过一本著名的书,叫做《中国互联网的力量》(The power of internet in china),此书还没有中译本,但在研究网络和社会的圈子里是必读之作。对于葛兰敦的观点,杨老师有些不同意见。网络上还有一个自发组织叫“译者”,译出了后续其他人对葛兰敦文章的不同意见。我就结合杨老师的不同意见和我自己在【读品】的一些经验,来谈谈对葛兰敦文章的看法吧。

首先的一条是“今时不同往日”。我在《谈谈剽窃》一文中强调过历史情境变化是一个极其重要但又容易被忽视的因素。葛兰敦就忽视了这一点。我们不妨来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在黑人争取民权运动的时候,sns就已经像现在这样发达,民权运动或者说革命的参与者会使用sns手段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革命者会利用便利的工具。当然,出于保守秘密的考虑,他们会采用密码的方式来进行交流,以避免行动信息暴露而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实际上,革命者和统治者都会采用新的技术,而且有时候技术甚至发挥了出人意料的作用,例如诺曼底登陆中的谍报战对电报及编码和破解技术的应用就是一个例子。也就是说,基于sns的社会运动并不是一个例外的或者全新的运动形式,它和那些大字报、传单、报纸、电报等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实际上,我还同意安替的看法。安替在《纽约时报》辩论中提到的观点是对中国来说,sns使得中国人有机会可以自由表达和传递信息,即便可能是受限制的一小段时间,甚至事后还面临风险,但对于1949年后的历史而言,这已经是一种巨大的变化了。

也就是说,与历史相关的问题得拉长时段来看。我还想进一步指出的是,随着internet和现在sns的发展,有很多之前可能酿成冲突的风险被降低了。虽然这同时也增加了矛盾的可能性。但大体上,我认为消弭的潜在冲突要比增加的多。我的理由是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冲突(不合作)主要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造成的,如果信息是对称的,那么合作将会是更好的选择。

将这个应用到社会运动上,随着信息沟通的便捷程度提高,使得信息的成本大幅度下降,这样之前要依靠飞鸽传书或者快马加鞭的“成本”降低、“时滞”消弭。成本下降导致了信息逐渐趋于对称,更有机会和可能导致谈判交易和其他形式的合作,从而降低社会冲突。这一种力量可能是更主要的,尽管我们也不能忽视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信息成本的下降并不必然导致沟通和合作,有可能产生“极化”效应,原本可能持中的观点因为交流中的情绪反倒极化了。这在所谓“左右之争”中特别明显,用左右实际上不能说清楚任何事情,除了助长极化效应,看不出有增加理解的作用,所以严肃的讨论应该摒弃这种轻易偷懒的做法。

4强弱关系的演化
其次,强弱关系会转化。葛兰敦由于简单的采用了二分法的框架,使得他遭受了很多批评。实际上,强弱关系并不是确定不移的。有一些强关系,例如血缘亲情的强度更高比较难发生转移或淡化。但另外一些强关系,例如同寝室的同学几年不联系之后关系就转淡了,尽管之前朝夕相处4-5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关系。

社会运动是不是需要强关系?这几乎是毋庸置疑的。甚至任何一个自发组织的发展都是需要强关系的。但这并不排斥弱关系。也就是说,在这个自发组织形式扩展的过程中,弱关系同样也在其中发挥作用。甚至葛兰敦说的强关系里有权威结构而弱关系是扁平结构都不足以描绘现实,实际上不管是在强关系网络还是弱关系网络中,都兼有权威结构和扁平结构。

反过来说,弱关系转强恐怕是更加常见的情况了。网友如果交流足够多,就会发展成见面,如果有恰好是本地的,就逐渐转变成了朋友。我的朋友吴强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就提到一个词叫”饭局革命“,描述的就是网友见面形成基于论坛或者其他网络据点的现实组织,这种组织内人员的关系会随着线下交流的增多由弱转强。

有意思的是,格兰诺维特尽管提出了强弱关系,也进行了一些描述,例如亲情属于强关系,而网上交流可能是一种弱关系,但是如果测量关系强弱,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一般的定量会采用交流的次数来衡量,例如以一定时间段内线上的联系次数加上线下联系的次数,以及每次联系交流的时间等因素去衡量。这也只能大致上说明情况。因为强关系的形成也不全是因为交流次数和时间决定的,因为次数和时间并不能决定”强度“,例如一次触及心灵的对话恐怕是无数次饭局都无法抵得上的,而触及心灵的谈话则确实会增强关系。也就是说,交流次数和时间长度只是增加了强关系形成的几率,并不能保证形成一种强关系。这是相关而非因果。

如果我们暂且不论高风险和低风险的问题(我稍后会提到葛兰敦在这里犯的错误是应用另一种二分法从而走向了极端,因为他认为可以区分线下活动(风险高)和线上活动(风险低),而忽视了当前社会活动已经很难严格区分线上和线下),【读品】就是一个强弱关系演化的生动例子。实际上,【读品】的首创人员们几乎都是网友,例如我和梁捷最早是因为”北望经济学园“而相互熟识,然后才因为另一个北望的网友汪丁丁教授进而在浙江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一起工作,关系岂止是由弱转强,简直是从无到有。从北望经济学园开始的弱关系,随着进一步交流而逐渐转强,其他的朋友则是因为在上海了慢慢网上交流线下接触而逐渐增强关系。

【读品】这样一个自组织的活动,一开始甚至可能是为了增强关系而产生的。按照葛兰敦的说法,的确是弱关系起步。但现在是不是强关系呢?我认为是显而易见的强关系,但这种强关系并不是覆盖所有的志愿者,而是按照不同的分类分出不同的强关系圈,例如编辑组里头按照内容区分的编辑组和核心撰稿人们,例如沙龙的志愿者小组等。而这些强关系圈里也会形成核心人物,不一定是权威体系,而是一种发起响应的模式。而这些强关系圈又嵌入在更大的弱关系圈里。这也是我上面说的,强弱关系实际上是并存的,而且权威模式和扁平化模式在各种关系里都存在,而且强弱关系是会演化的,而非一成不变。实际上,即便是在弱关系中,也可能会形成权威模式,最典型的例子是BBS上的版主与网友、以及SNS中的”主角“与”粉丝“关系,尽管这种权威模式并不对应到现实关系中,但在网络上可能会呈现出来。

5云上的人世间
实际上,我感兴趣的还是线上与线下互动的关系。我上面提到葛兰敦犯了另一个二分法的错误就是他将线上活动和线下活动分开来了。这在目前的现实中显然不是一个事实。且不说吴强之前对”饭局革命“的研究,但就【读品】个案而言,也表明新的社会自组织形式也是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即便是我们区分高风险和低风险活动,也可以看到不管是高风险的伊朗革命,还是低风险的例如【读品】之类的自组织,都是线上线下齐头并进的。

时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之前的革命没有采用sns,那是因为sns并没有发展起来。而现在的高风险运动,也并非不利用sns等新技术手段,2008年在中国发起的对宪法的讨论是一个例子。最近埃及的例子就更能说明问题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需要承担较高风险的社会运动,同样利用了sns来传递消息,不光是facebook和twitter,还有电话、短信和各种移动终端应用等。所以风险高低并不是衡量sns作用的标准。

2010年底,Google发布了第一台放弃Windows操作系统的chrome netbook,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台利用”cloud(云)“系统的电脑,没有硬盘,所有的操作在云中完成,也就是联网应用。不在局限于一个终端,而是不同的终端,只要能接入网络就可以完成信息同步和交流。就像这篇文章,我在手机上写过几段,在普通上网本上也写过几段,在Chrome Netbook上也写过,都只要联网就可以完成。不管这会不会成为未来的趋势,至少2010年的”云“是业界聚焦的重点。未来的网络会呈现的形式超乎了我们现在的想象,就像民权运动时期不可能想到有facebook的日子,发起一个线上的运动,就可能在线下集结更多的志愿者。

作为一个乐观的人,我所能想到的是未来的社会运动,不管风险高低,都会越来越多进入云中。而且随着云技术的发展,将极大降低社会运动的风险,或者说将原本高风险的社会运动变成低风险的,甚至减少高风险的社会运动的必要性。而类似【读品】这样的自组织将会进一步扩展,这或许是更要紧的事情。因为这不仅是积极应用技术并带来正面溢出效应的例子,更因为这还推动了现实生活中的联系,努力将”阅读记录分享“对应的”读书写字交友“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制度变迁会幻化出多样的形态,而人类的情感和生活却更加深沉和长久。人世间,在云上,不是激烈的革命,而是润物无声的悄然改变。

2011年2月13日改定于客来墩(Clarendon)巴诺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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