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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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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系,现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在经济分析中,用“看不见的手,内心的观众和体面生活”对抗反知反智的言行,重新磨练亚当·斯密传下来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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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市场|中国梦09  

2013-05-29 15:25:00|  分类: 中国梦,城市化,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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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市场|中国梦09

李华芳 寻找1111位读者,进行中

 

思想市场是促成城市化的重要原因,而要促成思想市场的发展,则不仅需要考虑教育的因素,同样也需要考虑语言交流的因素。例如在上海不仅有上海本地话,也有普通话,还包括英语和日语等外语,这通常是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最显著特征,而这种多样性恰是思想市场活跃的一个重要表现。

 

但一个疑问是,如果讲不同语言,会降低交流的效率,同时提高误解的可能性,或许对城市的发展与人的融合并不是件好事。“迷失在翻译中”(lost in translation)是非常明显的交易成本。我记得中学时老师为了激励我们学习英语,就讲一些因为语言误解造成重大损失的例子,以此来教育我们学好英语的重要性。其中常见的故事是和美元换算单位相关,百万(million)被一个英语不好的人弄成了万,结果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之类的。

 

不过市场可以发展出应对之策。第一种是专业化的翻译,中英文之间的翻译是一项专门的生意,同声传译更是一个收入不菲的职业。也就是说,通过专业化分工可以解决部分问题。第二种则是在交流时寻找通用语言,普通话是最为常见的例子。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很容易看到操一口流利普通话的老外和人交流,也能很容易看到讲一口流利英语的中国人与老外相谈甚欢。

 

这是两种不同的市场机制,第一种称为分工,专业化有助于增加市场迂回程度,从而扩展市场规模。斯密和杨小凯都对此有过深入的论述,市场规模、迂回程度和专业分工之间有重要的关联。简单来说,翻译就属于要解决语言交流困难而采用分工形式产生的新工作,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这就相当于创造了新的职业,增加了迂回程度,扩展了市场规模。第二种称为节约交易成本,使用通用语言是双方寻找更便捷的方式从而消除不同语言交流的低效率问题。

 

一个城市的发达程度可以从这个城市中流行的语言种类中窥见一斑,甚至不同的口音也在讲述繁荣的故事。最近我回了一趟老家,与十年前乡音一统金塘岛相比,今天岛上讲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这释放了两个信号:一是教育水平提高,新生代普遍在课堂上接受了普通话教育,尽管他们同样可以用本地方言交流;二是外来务工人员增加,这些人的普通话带有不同的口音,这些口音是他们故土在他乡的痕印。教育和语言交流正是城市化的信号。

 

同样的信号也可以在宁波北仑观察到。两年前暑假,我去北仑春晓镇,观察到的现象是外来人口的比例并不是很多,耳闻皆是宁波话。最近我再次到春晓,发现短短两年间,春晓镇外来务工者的比例大幅度上升,普通话使用范围和频次明显增加。并且有意思的现象是外来务工者普遍将子女呆在身边,这与父辈的打工者构成了不同的选择。这或许是因为新一辈的打工者已经意识到让自己的子女留在老家,与上一辈相伴,对其教育不利。留守儿童的问题俨然已经是中国城市化面临的另一个重要挑战了。子女随父母前往打工的城市,如果城市能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上有所改善,提高的教育质量将会有助于在未来形成一个活跃的思想市场。

 

这种语言使用的变化体现了一个地区从封闭走向开放,各类要素开始加大流通的过程。尽管像舟山新区金塘岛和宁波北仑这样的地方由于地理和先期产业的限制,不一定会发展成大的城市。但从传统的渔农业为主导的封闭社会转变成更加倚重市场的开放社会,则是毫无疑问的。

 

由此可能会产生过渡时期的语言摩擦,这种语言摩擦的交易费用如果太大,那么整个思想市场可能就无法发育和活跃起来,反而会通过外来务工者和本地居民的矛盾阻碍市场的扩展。比如说外来务工者如果大幅度挤占了本地的就业,那么本地居民就有可能不满。同样的,如果外来务工者带来的生活方式与本地传统格格不入,也会造成巨大的摩擦。这时候本地居民就有可能以封闭的方言进行交流,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子来歧视外来者,而无法享有和外来者有效沟通获得新创意进而扩展市场的收益。

 

还有两个与语言有关的问题值得一说。首先与封闭性方言圈对外来者的歧视不同,一种封闭性语言其实也可以作为降低交易费用的方式。例如温州话就作为一种甄别机制,在商业圈子里特别好使,这极大降低了对交易对象的信用度考察。由于温州方言换一地就很难听懂,且外人不易模仿学习,导致温州话的保密性也非常好。这样一旦一个温州人要做生意,凭语言进入一个温州商圈实在是非常便捷的方法。

 

另外有一些语言,例如广东话和上海话甚至宁波话,虽然也构成一定的交流障碍,但花一定时间学习,依旧可以达成有效的沟通。所以如果学会一种语言的潜在收益足够大时,就会激励外来者去学习这种语言,以便能在当地获得更多收益,这收益不仅包括生活和工作上的便利,还包括日常交流中潜在的影响,也就是思想市场的外部性了。

 

其次,不同结构的语言就经济行为会有不同的影响。耶鲁大学的Keith Chen教授在最新一期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语言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来自储蓄率、健康行为和退休资产的证据”的文章,就试图回答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即经济行为上的差异是由语言的差异造成的吗?

 

语言学家大体上已经确认有两大类完全不同的语言,一类语言是强调将来时代的,例如英语,另一类语言是不讲究将来时态的,例如中文。在英语里我们强调“明天将要下雨”,而中文通常直接就说“明天下雨”。通过对人类各种语言的考察,可以将语言分为关注时态的和不关注时态的两个大类。

 

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储蓄率按照上述两种不同语法规则的语言进行分类而后比较,结果发现,不讲究将来时态的语言所属地区的储蓄率要更高,并且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退休的老人通常拥有比较多的资产。

 

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不讲究将来时态,是因为把将来和现在都看得很重要,而不是像讲究未来时态的地区一样,重视现在胜过将来。不讲究将来时态的地区更加谨慎,对未来常常未雨绸缪,因此在经济行为上就表现为更多储蓄和退休时拥有更多资产。

 

由于各地不同的方言在“动宾结构”上也有所不同,或也能用于解释不同的经济行为,尤其是对未来的重视程度。如果一个地区因为语言的原因,对未来较为重视,而倾向于投资未来,那么教育就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因为教育产生的人力资本收益在未来才能显现。这不同于因为其他原因造成的对教育的重视,比如说领导人重视教育而在任职期间提高教育投入。

 

不管是节省交易费用、作为一种商业保障信号、还是在长期影响人们的微观行为,语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都不容小觑。多种语言交流产生的问题相比于其产生的巨大收益而言,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语言交流除了直接的收益之外,还有巨大的正外部性,其外部性则通过思想市场的发展而得以体现。尤其是思想市场在微观上有利于企业家创新,而在宏观上有助于制度朝允许自由选择的方向改进。

 

广义上,语言与市场回应的其实是文明的冲突还是融合这样的大问题。而城市自古以来都是文明融合的象征,中西方概莫能外。城市通过实现人口的聚集和流动,在物理上允许人们通过各种语言进行交流。而人作为思想的载体、也是市场的活动者,通过交流克服摩擦、缓解矛盾、产生创意、进一步扩展市场、最终达成文明的交汇与融合,这正是城市化在更高层面的意义所在了。


2013,语言与市场,《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3年5月28日,http://www.dfdaily.com/html/8762/2013/5/28/10049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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