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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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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系,现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在经济分析中,用“看不见的手,内心的观众和体面生活”对抗反知反智的言行,重新磨练亚当·斯密传下来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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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在城市|中国梦14  

2013-09-11 08:53:00|  分类: 中国梦,城市化,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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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在城市|中国梦14

李华芳

 

这个夏天,我花了不少时间呆在舟山。自从20116月舟山群岛新区成立以来,舟山群岛随处可见建筑工地和施工楼盘。而早在群岛新区获国务院批准之前,舟山市区的房价就开始从数千元每平米上涨,且迅速突破了万元每平米。不管是本地农户还是外来移民,进到城区,面临头等大事就是买一个房子。当然,出于为了下一代考虑,抢购好的学区房是必要的,这也导致尽管户型较差的学区房也能卖出很高的价格。

 

当房价相对于当地收入而言很贵的时候,不管是本地农户入城还是外来人口想要落地,如何筹集资金买一个房子,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为入城和落地都是一个长期的打算,可以统而言之,叫做落户。落户生根,意味着是想在舟山市区长久发展下去。

 

本地农户进城买房通常而言遵循以下几条路子:一是努力外出打工获得足够收益,然后回来买房。我在《体面生活》(《上海经济评论》,2013122日)一文中曾经提到浙江舟山金塘岛上的居民外出打工的历史,努力赚取回报并且在家乡的城里头买一个房,这算是第一代打工者的梦想。不过这一梦想只有少数人实现,大规模农户进城买房,则还是近几年的事情。

 

二是通过征地拆迁获得补偿的住房或者通过补偿后再买房。尽管拆迁过程中时有对私人产权的侵害,不过从整体上而言,拆迁户的金融资产普遍要高于普通农户。这也得到了中国金融调查数据的印证。在这种情形中,国家的征地补偿款成为了农户进城买房的资金。这也算是一种并不寻常的融资办法。

 

三是靠民间借贷,主要是在亲朋好友之间相互拆借。在不涉及拆迁,也没有外出打工收入,但出于其他考虑,例如为了给下一代更好的教育,要搬到城里买房,此时要融资,就只能依赖亲朋好友了。有时候即便是在有拆迁补偿的情况下,依旧会涉及到亲朋好友之间的借贷,因为拆迁补偿也许不足以全额偿付所购房产。但这种融资渠道很窄,而且更多是发生在舟山的农村地区。

 

但照理来说,依靠城里金融机构的房贷,才应该是最为普遍的购房融资形式。然而舟山农户的正规金融可得性很低,大量农户实际上被排除在正规房贷渠道之外。而正规金融房贷往往就只面向城市居民。城市里的融资手段远远多过农村,而这恰恰就是城市的好处之一。

 

为什么城里的融资手段会多过农村呢?这与城市的本质有关。农村的集市的发达形态,也无非就是施坚雅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描述的那样,是围绕集市展开的蜂窝状结构,而集市与集市又构成另一个大的蜂窝状结构。农户处理剩余产品最重要的渠道就是去赶集。当然时过境迁,这些处于蜂窝节点的集市往往已经逐渐演变成城市。而城市为了贸易的通畅就被逼着开发出类似货币、融资、保险、担保等一系列金融服务。也可以这么说,贸易与金融是天生一对。

 

而农村里替代金融服务的往往是依靠非正式的金融安排或者人情关系,因为没有正式的金融服务,所以才有地下标会行会、亲朋好友借贷的盛行。这不同于不少学者认为的农村金融业也很发达,无非采用了不同的形式而已。不论就规模还是就效率而言,农村的非正式金融安排都很难与城市相提并论。因而合理的说法应当是因为农村正式金融不够发达,所以不得已农民才想出了各种非正式金融安排来作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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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仅是现代人意识到了城市金融业发达,上溯百余年,舟山人也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近期读到舟山定海出生的朱葆三的故事,正好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朱葆三,名佩珍,1848年生于定海。14岁闯荡上海滩,后出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中华商业银行董事长,并曾任都督府财政总长,算得上是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先锋人物。

 

朱葆三的成功固然主要是其自身禀赋和努力的结果,但也离不开上海这个大城市所带来的好处。我反复强调过城市里思想市场活跃的重要性,其中教育可得和语言多样是重要的表现。朱葆三年少时近上海,与当下的年轻打工者到上海并无二致。其教育背景是“只念过几年私塾”,也绝不像今日的大学生毕业去“北上广”。但是借由上海这座大城市的便利与好处,朱葆三不仅以五金店学徒身份迅速获得了珠算、记账、阅读商业尺牍等技能,使得其掌握了经商的业务知识。而且好学的他以自己的工资贴补学费,请人教授英语。这为其日后拓展自己的社会资本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学徒制和所谓的“洋泾浜”英语正是上海职业教育和语言多元化的体现。朱葆三凭借自身在五金行业的积累以及与洋人打交道的能力,被上海商人称为“买办中的买办”。另一项借由语言能力而拓展的是人际交往能力。如果朱葆三不能用英语和洋人交流,那么不仅会丧失一个巨大的市场,也无法拓展其自身的社会资本。正是倚重朱葆三与洋人的沟通以及在上海商界的影响力,后来的淞沪道台袁树勋奉命料理庚子赔款时,就想到了朱葆三。而早在袁树勋还是上海县署小主簿的时候,就已经与朱葆三结识。通过周转庚子赔款,朱葆三一跃成为上海钱庄业首屈一指的人物。

 

朱葆三发家受益于城市,而发家之后自己也成了“城市的好处”的一部分。沪上当年流传“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的说法,就是指朱葆三以个人的良好信用为都督府筹集200多万元军款,解了军政府的财政困难。

 

这种强大的融资能力出于城市也惠及城市。1897年朱葆三投资并创立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十年后,又参与投资创办浙江兴业银行。还曾创立或投资四明银行、中华银行、江南银行及振丰银行等一系列银行。并且广泛涉足保险、信托等金融行业,称为名副其实的金融大亨。而他创立或参与的金融机构也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服务,上海滩当年的繁荣要给朱葆三记上一功。

 

金融行业的兴盛到今天还在为上海的发展贡献源源不断的力量。我有一个朋友是几年前就在上海买了房子,正好赶上了房价高速上涨,获益较多。但仔细想来,自己出资的部分并不算太多,银行提供的贷款才是大头。尽管贷款也需要慢慢还,但向银行融资的成本比起飞速上涨的房价带来的收益而言,实在不值一提。

 

整体而言,个人财富的增加与金融服务的发达程度也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发达的金融服务为个人累积财富广开大门。这其中当然会有风险,但问题在于总比没有金融服务要强。在Esther DufloAbhijit Banerjee合作的《穷人经济学》(Poor Economics)一书中,就提到金融服务匮乏是农村迟迟无法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中间的道理并不复杂。舟山农村的农户面临有限的金融服务,因此融资的成本很大,就阻碍了他们做出更多的选择,尤其是进城落户的时候,也受到金融服务匮乏的限制。而舟山城区的居民相比而言,就有更多的选择,因为有便利可及的金融服务为他们打开了融资的大门。


李华芳,2013,融资在城市,《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3年9月10日,http://www.dfdaily.com/html/8762/2013/9/10/106880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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