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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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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系,现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在经济分析中,用“看不见的手,内心的观众和体面生活”对抗反知反智的言行,重新磨练亚当·斯密传下来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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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城破藩篱——评陆铭《空间的力量》  

2014-01-22 08:59:00|  分类: 读品,翻书党,经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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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黄亚生和李华芳编的《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的反思》,一个全方面理解中国城市的框架。周其仁《城乡中国》详解城市化的历史演变。陆铭《空间的力量》是在研究城市化问题中经济分析最出色的作品。http://lihuafang.baijia.baidu.com/article/2959  #翻书党 


入城破藩篱

——评《空间的力量》

李华芳

 

对中国来说,未来的发展要靠进一步城市化。与单纯的土地城市化不同,还需要人的城市化。我们在《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的反思》一书中已经解释过这一逻辑。因此未来与城市化相关的公共政策就要着眼于破除制度藩篱,解开束缚城市化发展的枷锁。如果《真实的中国》一书为理解中国城市化提供了一个大的框架,那么完成详细论证的就是陆铭这本《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当然,要了解中国城市化的历史,周其仁的《城乡中国》值得推荐。

 

陆铭的核心观点是:对当代中国经济增长而言,地理因素至关重要,但如果不冲破阻碍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政治藩篱,中国可能尽失公平和效率。效率和公平,换一种说法就是做大饼,分大饼。经济增长是要做大饼,而缩减贫富差距达至公平就是分大饼的学问了。陆铭的视角就是在公平和效率的交织处展开的,一方面要考虑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则要考虑缩减贫富差距。

 

简单来说,人口的密度与经济增长有正向关系,所以要推动经济增长,就要加大人口密度。那么怎么加大人口密度呢,当然就是要通过城市化。尤其是当下大城市依旧有吸纳人口的空间,因此在大城市还是小城镇的问题上,陆铭用研究证实大城市的吸引力。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人均收入水平要高。收入水平其实蕴含了很多信息。人在城里集聚的原因不外有三:一是可以分享,从而共通有无;二是可以匹配,举例来说,进城之后更有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合适的工作;三是可以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一群人聚在一起知识就有溢出效应,而学习对人力资本的积累有重要作用。如此一来,即便有制度藩篱,人们依旧冲破藩篱入城去。这一持续几十年的历史表明了入城去是一种强大的市场力量。

 

不能否认,城市化也有多种化法。比方说,到底是西部大开发,还是孔雀东南飞呢?这与开放的港口有关,越接近港口城市圈,经济发展就越顺利。偏远地区因为地理条件不优越,往往发展不起来,或者发展极其缓慢。再一次,地理位置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不管是中国历史上的开埠城市、西方历史上的港口城市、还是当下的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城市圈,都呈现出比其他城市更快的发展势头。这主要是因为地利、接着开放、促成了持续不断的发展。

 

有人可能会说,这样一来不就会造成地区发展不平衡吗?的确是的。一定程度的区域落差是在所难免的,这通常还会被认为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因为港口大城市的发展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因此造成的其他区域的损失常理上,尽管能不能落实卡尔多-希克斯补偿,缩减地区之间的差距,往往与政府的治理能力紧密相关。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大城市会有溢出效应,带动其他地区,尤其是周边地区的发展,形成城市带。这符合经济学的一般分析。

 

道理上来讲,只要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地区差距往往不会那么大。因为人口总是往边际收益更高的地方去,这样只要流动不被限制,一来二去,就能拉低高收益地区的收益,而将低收益地区的收益提升上去,使得边际上的收益相等。而事实上,需要考虑政府政策在其中的作用。有一些政策由于阻碍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反而扩大了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

 

对发达地区来说,政府一般是这么考虑的:来人做贡献,要;留人负责任,不成。这就造成大量外来人口实际上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即便在同一省份内,GDP朝省会城市或其他城市集聚的速度远远快于人口集聚的速度,这意味着经济密度增强但人口密度没有同步跟上去,跟上去的往往又是受教育有能力的人,低技能劳动者难以参与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这就是高增长,低就业的困境。理由之一是外商直接投资带动了经济增长,但政府的干预却削弱了外资创造就业的能力,从而导致与人口集聚带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很大的差异。

 

但还是会有人说,外来者进入城市可能造成贫民窟,会产生负面的外部性,难道不需要管理甚至将这些人排除在城市之外?比如一旦考虑到潜在犯罪率的上升,先进城的享有城市福利的难免就会慌了神。尤其是城市底层和新进入城市的人之间的冲突越发激烈,造成了犯罪率的上升和社会不和谐。尽管大量经验研究没有证实其相关性。陆铭的研究表明,是因为户籍制度造成的身份差异导致了犯罪率高,这个与城市化水平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因为如果户籍不与福利挂钩,只作为身份识别,犯罪率不一定会上升。

 

目前的户籍制度则的确造成了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主要是没有户籍就缺很多保障和福利,制约了新来者的消费,扭曲了经济的结构。这个不难理解,相对于城市居民,外来者要面对的教育、医疗和保险的负担更重,收入增长根本敌不过通胀猛于虎,也不消说各种福利保障了。一场大病就可能毁掉一个外来者家庭。在这种情况下,预防性储蓄就很高,外来者的消费就很难起来。不解决制度性的问题,靠商业广告和政治口号是难以启动内需的。当然长期来看,也不利于经济发展。因此目前的户籍制度亟待改革。

 

最后再推荐一下关于城市化的这几本书。首先是黄亚生和李华芳编的《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的反思》,这个可以给了读者一个全方面理解中国城市的框架。接下来是周其仁的《城乡中国》,详解了城市化的历史演变,尤其是土地政策。而从学术上证明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人口集聚并非坏事,而户籍制度加大贫富差距的,则是陆铭这本《空间的力量》,此书是在研究城市化问题中经济分析最出色的作品。

 

陆铭,《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格致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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